德國人記錄南京大屠殺：漢堡成型機一晚上1000個女性被強奸
原標題：德國人記錄南京大屠殺：一晚上1000個女性被強奸
南京大屠殺
本文中所記述的是德國外交部檔案中記錄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內容，是以外交人員為主體的德國人群體對南京大屠殺的觀察、記述和分析，這是有關南京大屠殺歷史另一個角度的証明文本。
這些材料作為第三方的冷靜証詞，証明南京大屠殺是無法抹殺的歷史事實。這些材料使用瞭“亞洲式的”、“中世紀式的野蠻”這類詞匯，並最早使用瞭“南京大屠殺”這一概念。它的核心價值，是以大量無可辯駁的一手資料，証明瞭日軍在南京屠殺、奸淫、搶劫、縱火的罪行，在翔實記錄中國平民和放下武器的軍人遭受的苦難的同時，德國人士還註意到瞭大屠殺對中國人抗戰意志和愛國精神的激發作用。
今天來看這些史料中的觀察，仍然駭人聽聞、令人發指。
德國人士近距離觀察南京大屠殺之時，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已經開始。這些觀察者，有些就是納粹黨員，像拉貝和施佩林，說他們完全不知道納粹在歐洲的暴行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對日軍的暴行加以“中世紀式殘暴”的評語。而且，從現有資料看，德國人在國際上較早使用瞭“南京大屠殺”(NankingerMassacre)一詞。
拉貝的記載
拉貝是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所有德國人中，對南京大屠殺做出最詳盡記錄的。《拉貝日記》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逐日編年史和百科全書，日軍在南京每一種類型的罪惡幾乎都可以在《拉貝日記》中找到對應的案例。作為國際安全區主席，他需要關心數十萬難民的生計，需要日本方面哪怕表面性的最低程度的合作。而且，由於天天目擊日軍暴行，或看到有關報告，拉貝感到厭惡，他傾向於刪除安全區官員報告中那些令人反胃的文字。施佩林在報告中提到：“赤身裸體的日本兵趴在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子身上”，拉貝認為這樣的句子應該刪除，所以拉貝對於日軍暴行的記述近乎超人地“平靜”——在他的日記中幾乎看不到形容詞。
1937年12月13日，拉貝等將1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安排在司法部大樓裡，日軍將其中的400～500名強行拖走殺害。拉貝“被這種做法驚呆瞭”。第一次的震驚很快被長期的噩夢所取代———日軍將一個中國兵綁在竹床上殺害後扔在拉貝居所附近一直沒有埋葬，在其後6周中，這具屍體成瞭日軍對拉貝的一個威脅性提示，告訴他12月13日隻是一個小小的開始。
果然，12月17日，拉貝記述道：16日夜僅安全區就有1000個女性被強奸﹔12月22日，拉貝記述道：在安全區的池塘裡發現許多被槍殺的平民的屍體，其中一個池塘就有30具，他們大部分被反綁雙手，有些人脖子上還掛著石塊。下關發電廠的43名工人被押到江邊槍殺，理由是該廠曾經是國營工廠。由於對下關至燕子磯一帶的大屠殺並不知情，1月3日，拉貝誠實地記述到：有關6萬中國人被俘或被殺的事，他並不知道，他擔心有2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國兵和數千平民被殺，他祈禱：“但願就這麼多瞭。”
然而，1938年1月7日，他記述道，1個婦女因全傢其餘17個親人被殺，恍恍惚惚地在街上瘋跑，另一個婦女的父母和3個孩子被殺，她用最後的錢買瞭棺木，日本人搶走棺木，並給出理由說：中國人不必被收殮。1月25日，他記述道，一個中國人給日本人幹瞭一天的活疲憊地回到傢中，妻子端上幾碗稀飯，全傢6口就指望著這頓飯，一個日本兵過來，在碗裡撒瞭一泡尿，揚長而去。2月7日，拉貝等在西康路附近的兩個水塘裡撈出124具中國人屍體，都被日本人用鐵絲反綁瞭雙手，他們先被機槍掃射，後被澆上汽油焚燒，因為要節約汽油，日軍將他們燒得半焦後扔進瞭水塘。
拉貝平靜地說：“人們也許會認為，日本軍隊都是由釋放出來的囚犯組成的，正常的人不會做出這等事來！”他同時為中國人的逆來順受而痛心，但這種痛心也是平靜的：“如果每起強奸案都能遭到致命的報復，那麼相當一部分佔領軍早就被消滅瞭。”
拉貝終於因為無休止的苦難而身心疲憊，他希望脫離南京這個讓人類對自己的同類失去信心的悲劇舞臺。回國前夕，金陵大學難民收容所3000婦女哭喊著包圍瞭拉貝的汽車，他默默地下瞭車，徑直步行離開他擔任主席的國際安全區。
乘英國“蜜蜂”號炮艇離開時，他將一位一直隱匿在他傢的中國空軍機長偽裝成自己的仆人帶出瞭南京。
羅森的記載
羅森在日軍進城前受邀登上南京附近江面上的英國輪船，這使他有機會稍微離開南京城中發生的暴行遠些。但日軍就在他眼皮底下用特有的方式做瞭提醒：“(12月12日)上午時分，在我們附近的拖輪和浮船上的日本步兵先是按照他們在陸地和帆船上的習慣殺死瞭幾個無辜的平民”，接著，羅森和英國官員要求返回南京的要求被拒絕瞭，“真正的原因是日本不想讓我們看到毫無紀律可言的日本部隊對南京平民百姓奸淫、燒殺和搶掠的可怕景象。”
12月21日，羅森乘坐英國軍艦前往上海，經過下關時，羅森“除瞭見到嚴重的破壞情況外，還見到瞭好多堆屍體———屍體穿的都是平民衣服”。
1938年1月9日，德國駐南京辦事處恢復工作。羅森給德國外交部的第一份正式報告提到，當外交人士提出重返南京後，日軍立即著手清除屍體。但這樣一個在世界近代史上沒有先例的屠殺，規模實在太大，持續時間太長，日軍無法完全消滅他們的罪証。羅森說：“日本軍隊放的大火在日軍佔領一個多月之後至今自動化食品機械還在燃燒，凌辱和強奸婦女和幼女的行為仍在繼續。日軍在南京這方面的所作所為為自己豎立瞭恥辱的紀念碑。”
婦女遭受的苦難是最令羅森痛苦的：“不斷有婦女被送進美國教會醫院，直至昨天還是這種情況。這些婦女身心受到嚴重損傷，她們先是遭受輪奸，然後不是被刺刀殺害就是被其他物件打傷。一位婦女的頸部被割開一半，這位不幸的婦女還活著，使威爾遜醫生也感到吃驚。一位孕婦腹部被刺一刀，腹中的胎兒被刺死。送進醫院的還有許多被奸污的幼女，她們當中有一個先後被20人輪奸。本月12日我的英國同事、領事普裡多·佈龍，英國武官洛瓦特·弗雷澤和英國空軍武官溫·沃爾澤在察看英美煙草公司帕森斯先生的住宅時發現一位中國婦女的屍體，一高爾夫球棒從下部直接插進這位婦女的軀體。每晚都有日本兵沖進設在金陵大學院內的難民營，他們不是把婦女拖走奸污，就是當著其他人的面，包括當著傢屬的面滿足他們的罪惡性欲。”
日本人攻陷南京後，顯然認為中國必將求和，曾很無顧忌地告訴西方人士一些“秘密”，很不巧，羅森也知道這些“秘密”，並將其寫入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
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羅森在英國軍艦“蜜蜂”號上避難，“在這段時間裡，日本海軍少將近藤對英國海軍上將(按：應為少將)霍爾特說，南京下遊的大揚子島(按：應指八卦洲)上還有3萬中國部隊，必須‘清除’掉。這種‘清除’或許像日本人說的‘肅清’，就是殺害已毫無防衛能力的敵人，是違反戰爭人道的最高原則的。除瞭用機槍大批殺害外，還採用瞭其他特殊的殺人方式，如在人體上澆汽油，然後點上火。”事實上，從下關到燕子磯的長江沿岸，正是日軍屠殺國民黨徒手官兵的主要場所之一，也是相當數量的遇難者無法精確統計的原因。羅森對八卦洲屠殺的記載，補充瞭這方面的資料。
需要指出的是，羅森在記述南京大屠殺的過程時，體現瞭與拉貝一樣的嚴謹。當約翰·馬吉拍攝出那部著名的電影紀錄片時，他到實地進行瞭考察。“我也親自去瞭現場，察看瞭最近這個星期日日本一系列‘英雄行為’之一的4個犧牲者。在那裡看到一位老人，背著兩把椅子，被一個日本兵毫無顧忌地用槍擊傷。他妹妹在日本人到來時藏在附近，並叫來瞭兩個熟人。這兩個人利用一扇門、兩個竹竿和一些粗繩捆紮成一副擔架。他們準備把這位受重傷的老人抬走。日本人見狀把這4人全部槍殺：受傷老人、老人的妹妹和兩個抬擔架者。”
沙爾芬貝格的記載
沙爾芬貝格的風格跟羅森不同，但對日軍暴行的揭露，並不遜於羅森。而隨著日軍暴行的積累，他終於意識到自己其實像日本人的“政治犯”，或者，日本人是貓，而他卻像躲在洞裡的老鼠。
1938年2月15日，主張在日本軍方的限制下保持忍耐的沙爾芬貝格終於被允許進入中山陵地區，沿途所見給他上瞭一課。“我們一直到瞭遊泳池。寶塔附近馬路上美麗的垂柳全被砍光瞭，幾乎所有的別墅都已燒光。我們無法進入這個地區，因為到處還有許多零星的屍體，已經發黑，被狗咬得殘缺不全。”而被屍臭熏染下的南京城，處在非常危險的衛生狀況中，“現在天氣變化很大，像今天天氣就很熱，因為屍臭人們都不能上街。”
連被“恩準”參觀的中山陵地區都遺留大量屠殺的証據，顯然不符合日軍要給外國人士留下好印象的要求，清理屍體的工作於是加快瞭。3月4日，沙爾芬貝格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把屍體從城裡運走的工作也在抓緊進行。現在紅卍字協會已經獲得準許把3萬具屍體埋在下關，每天掩埋600具。屍體用草席包裹，隻有兩條腿露在外面，草席包裡放有石灰，然後用車運走，埋在萬人墓裡，同樣加進瞭石灰。據說已埋葬瞭約1萬具屍體。”
克勒格爾的記載
1937年12月28日，克勒格爾在屠殺高潮期就開車去棲霞山察看日軍在當地的暴行，發現日軍“以‘殲滅中共士兵’為口號，把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所有農民不加區別地槍殺在田裡”，但他謙遜地坦承自己“沒有勇氣逞英雄”。
克勒格爾的汽車被日軍搶走，仆人被刺刀威脅著開瞭門，交出瞭所有的東西。更嚴重的事情是，他的門口在數周時間內一直放著3具屍體。
他看到日軍搶劫、殺人、奸淫的暴行：
打仗的士兵和因為猛攻而給養不充足的部隊被放進瞭城內，他們對赤貧的居民和無辜的民眾進行瞭此前誰也沒有預想過的殘酷的打擊。他們從難民那裡搶米，隻要是能搶的財產，諸如毛毯、西服、鐘表、手鐲等，隻要他們認為值得拿走的東西，都全部搶走。如果被搶者稍加猶豫的話，馬上就被刺刀刺死。很多人成為瞭這種野蠻行為的犧牲品。
犧牲者達到瞭數千人，殘暴的士兵闖入瞭難民區和錯綜復雜的民房。他們的目的是搶奪前面來過的士兵們剩下的東西。現在在城內，免遭入侵、沒有受到粗暴的搜查和搶劫的傢庭已經幾乎沒有瞭。
對收容所的搜查根本不加分別，被隨意地重復瞭很多次，其結果是市民沒有開一槍的情況下，五六千人被槍殺瞭。為瞭省去埋葬屍體的麻煩，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河邊被槍殺的。這個數字是保守的估計。
另一個令人憂鬱的事態是，對多達幾千名的女性和孩子的虐待與強奸。確實，這種暴力行為在任何軍隊中都有發生。特別是在遠東。但荒唐的是對於幼小的少女和小孩施加的虐待、砍斷手足等毫無意義的殘酷行為。所有的這些事情都是皇國日本的軍隊在武士道和自古以來的武士精神指引下所做的。
日本右翼經常散佈一種說法，說將南京燒成廢墟的大火是中國士兵所為。事實上，交通部等少量建築和城外一些民房是國民黨軍“焦土抗戰”的結果，而作為一個整體，克勒格爾1938年1月下旬的目擊証言是清晰的：
從12月20日起，日本人開始系統地燒毀這個城市，直到今天他們成功地燒毀瞭約1/3，尤其是城南的主要商業區，我們領地附近的各商店房屋和居民區都在其中。燒毀行動現在減弱瞭一些，就是說，他們現在還隻燒毀一些至今沒有見到的和被忽略掉的單個房屋。更有甚者，所有房屋事先都被有計劃地通過組織的隊伍用卡車洗劫一空。
施佩林的記載
施佩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參加過青島戰役，在日本當過4年俘虜。因為終日驅趕日軍，救助中國難民，被國際安全區救濟委員會同仁稱為“會移動的堡壘”。
作為國際安全區650名中國警察的領導，施佩林表示“尊重和敬佩這些中國人，因為我經常看到他們無怨無悔忍辱負重的精神”。由於工作僅限於國際安全區，施佩林估計日軍殘酷殺害瞭5000至6000名平民：
20萬難民被趕出瞭自己傢庭和房屋，其中有許多婦女抱著嬰兒，他們顫抖著依偎在母親的懷裡吸奶。他們隻是逃出瞭一條命，其他一無所有，他們尋求安全和保護。
新年第一天，有幾個日本士兵胡作非為。一位年輕漂亮姑娘的母親喊住我，哭著跪下求我幫助她。我跟她來到漢口路附近的一處房子裡，我進屋時看到瞭下面的情景：一個日本兵脫光衣服壓在一個漂亮姑娘的身上，那個姑娘拼命地哭泣。我氣憤得用各種語言痛罵這小子。這個日本兵把褲子提在手上，轉眼間就匆匆地跑掉瞭。
身處如此令人無法忍受的苦難中，施佩林是少數一直保持高昂情緒的外籍人士之一。他自豪地說，“為瞭趕走闖入安全區百姓傢裡野蠻強奸婦女和姑娘的日本士兵，我被中國平民叫去的次數遠遠超過80次。我趕走他們毫無困難。”
但日軍並不會因為施佩林的辛勤工作而停止他們的暴行，即使到1938年的3月，令人無法設身處地想象的暴行仍在持續，而施佩林也盡瞭當時最大的可能來拯救中國百姓：
德國施密特公司的房子裡住著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還有他們的妻子。日本士兵幾乎每天都闖進去，對德國人的財產進行洗劫和破壞，以極其卑鄙的方式強奸他們的妻子，公司代理劉先生的妻子哭泣著喊救命，她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她們跪在地上請求我幫助她們擺脫這些野獸的魔爪。———我把這兩個傢庭收容進瞭我的房子裡。
陶德曼的記載
德國人士的報告，大多經過瞭陶德曼的中轉簽發。除瞭向官方、外界傳播這些駭人聽聞的消息，陶德曼的筆下，南京大屠殺是日本國民性的自然發展，他說：
淒慘的是日本陸軍在南京所作所為。在這裡，戰鬥的興奮早就已經過去，此時中國士兵像兔子一樣被分批帶出去，然後無情地槍殺瞭。
日軍一旦激怒起來就會做出比其他國民殘酷得多的事情。我想起瞭我任東京(德國)大使館參事官時發生的事情。那是關東大地震之後不久的事。為瞭殺害一個社會主義者領袖的傢人，日軍軍官給他們傢年幼的孩子們甜東西吃，在孩子們正沉浸在得到東西的喜悅中時，軍官從身後用繩子把他們絞死瞭。這種亞洲式的殘暴性在中國人民面前完全暴露出來瞭。在南京，很多平民被槍殺，包括歐洲人的住宅在內的房屋遭到瞭掠奪，中國女性遭到瞭強奸。據美國大使說，僅僅從美國傳教士們的傢裡就有13名中國女性被日軍部隊強行帶走，對歐洲人住宅的掠奪現在仍在持續著。
同樣，陶德曼也註意到瞭大屠殺對中國國民性的影響：“中國覺醒瞭。日軍使埋藏在中國人民心中的、之前沒有發覺的愛國主義萌芽瞭。日軍試圖樹立獨立政府的所有嘗試，隻產生出一種在日軍的刺刀下才會存在的虛像。”
這一發現，在美國人士的觀察中得到印証，《視野》記述道：“即使押往屠場的最後一刻，這些中國人臉上都流露著蔑視與反抗的神色，這也是我可以提供的最大的明証：中國終於成為我們西方人理解的‘愛國’民族。”
大屠殺對新型中國國民的型塑作用，是過去長期被忽略的一個層面。陶德曼的觀察發人深省。
(本文作者張生是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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